重視意識形态建設、發揮意識形态優勢是我們黨百年奮鬥的優良傳統和“真正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勢下意識形态領域的複雜情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意識形态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一項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并就一系列關乎全局和方向的問題進行系統闡述、作出戰略部署，由此推動“我國意識形态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全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為新時代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深入總結新時代這十年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建設的最新經驗，有助于我們黨在新征程上繼續推動意識形态工作的創新和發展，從而凝聚引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目标而奮鬥。
加強全面領導，提升黨對意識形态工作的領導力
作為代表無産階級和廣大人民群衆利益的意識形态，馬克思主義既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但無産階級革命家們在社會主義運動實踐中深刻認識到，人民群衆單憑自發性很難掌握這一理論、形成真正的“無産階級意識”或“社會主義意識”，其中必定要有一個教育和轉化的環節。那麼，由誰來承擔教育的任務呢？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強調“共産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列甯重視組織在宣傳教育中的作用，認為共産黨人“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既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列甯主義是“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國共産黨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傳播離不開共産黨的領導、組織和發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不同時期，中國共産黨形成了在意識形态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以黨的組織優勢來構建思想優勢的意識形态建設路徑。事實證明，這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建設規律的成功經驗。新時代以來，鑒于社會主義運動中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慘痛曆史教訓，西方和平演變、“顔色革命”和文化霸權的外來威脅，意識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領導弱化現象，社會思潮的複雜多變以及社會上“去曆史化”“去主流化”“去中國化”等各種意識形态亂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居安思危、謀定後動，強調應對這些問題首先要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态工作的領導權，“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原則貫徹落實到意識形态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以前所未有的主動姿态擔當起領導意識形态建設的責任。
第一，實行全黨動手、黨委（黨組）領導、部門負責、社會聯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僅靠宣傳思想部門是不夠的，必須依靠全黨力量、堅持全黨動手。首先，黨委要擔負起意識形态工作的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産黨宣傳工作條例》《黨委（黨組）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黨委（黨組）網絡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實施細則》等一系列黨内法規，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主管負責原則建立了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對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志、黨委（黨組）分管領導、黨委（黨組）其他成員以及上級黨組織等各自主體責任進行明确規範，把意識形态工作納入領導幹部目标考核體系，這樣就從組織上加強了意識形态工作的領導力量。同時，黨中央重視選優配強各級宣傳思想文化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确保意識形态工作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确保宣傳思想文化戰線各級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堅強有力。在具體實踐中，黨中央樹立“大宣傳”工作理念，把宣傳思想工作同各領域的行政管理、行業管理、社會管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動員黨政各部門、各條戰線、各方面社會力量一起參與，并重視做好各行各業各界各領域知識分子、領軍人物、代表人士的團結引導服務工作。這就形成了從黨中央到基層組織、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主管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各行各業各界廣泛支持的意識形态工作格局，從而在領導力量、組織體系和制度機制上建構起對意識形态工作的有力支撐。
第二，提高領導幹部意識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馬克思曾說，“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強調領導幹部這個“決定性因素”，下決心“打造一支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求實創新、能打勝仗的宣傳思想工作隊伍”。關于如何打造這樣一支隊伍，黨中央着眼意識形态工作隊伍整體建設，重視培養新幹部和年輕幹部，強調提高領導幹部開展意識形态工作的實際能力，包括在紛纭複雜的意識形态形勢中把握正确方向的戰略定力以及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捕捉能力，對宣傳思想領域重大問題的分析研判能力，對意識形态重大戰略任務的統籌指導能力，在宣傳思想工作理念、手段、基層或實際工作中的創新能力以及科學認識和正确把握意識形态工作規律的反思能力等。為了提高領導幹部的實際能力，黨中央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方面，采取各種方式和活動推動領導幹部學好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及其最新成果，善于運用科學思維方法；另一方面，強調幹部隊伍要堅持問題導向、強化問題意識，提高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能力，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善于“拿筆杆”。經過新時代十年建設培養，領導幹部隊伍在理論水平、政治素養、思維能力等方面得到整體提升，在宣傳思想、新聞輿論、文化傳播等方面湧現出一大批讓人信服的行家裡手，極大增強了領導幹部開展意識形态工作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和政治執行力。
第三，增強陣地意識、加強陣地管理、掌握網絡陣地。陣地是意識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因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非常重視陣地意識，強調要在“三個地帶”的博弈中掌握主動權，鞏固并不斷擴大紅色地帶，通過批判和鬥争改變黑色地帶顔色，加大工作規模和力度促使灰色地帶轉化為紅色地帶。在具體實踐中，黨中央加大了陣地建設的力度，對理論學習中心組、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科學院和社會主義學院，各類社科研究機構和思想文化類學會協會等社團，高校、中小學、職業學校和民辦學校，報紙、刊物、電台、電視台、新聞網站等各類新聞媒體和網絡媒體，各類出版物和文藝作品，報告研讨會、講座論壇，各類演藝場所、博物館、陳列館、展覽館等主陣地，加強了具體工作指導，強調要堅持正确的政治導向，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此外，面對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争的主戰場和最前沿陣地這一新形勢，黨中央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将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要求黨委書記抓網絡意識形态管理，建立健全管用防并舉、方方面面齊動手的制度體制，做大做強網上正面思想輿論，規範網上信息傳播秩序，嚴密防範網上意識形态滲透，營造風清氣正、生态良好的網絡空間。這樣，通過牢牢掌握網絡意識形态領導權，我們黨構築起網上網下同心圓，使互聯網成為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團結一緻的新空間。
秉持内容為王，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引領力
所謂“引領力”，是指在社會變革實踐中通過發揮意識形态作用引領人民群衆向着某個目标前進的能力。一種意識形态要在社會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其言說的内容必須具有說服人、打動人、鼓舞人的力量，否則就不會被群衆掌握并轉化為改變現實的“物質力量”。現代意識形态雖然已經擺脫了宗教神學的傳統形态，但也并非僅僅作為一種思想觀念或知識體系而存在，而是由各種因素相互融合形成的“混合體”，其基本内容大緻包括認知、價值和精神三個要素。其中，認知要素提供的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解釋，價值要素強調的是價值選擇和信仰追求，精神要素側重于實踐中的信念意志等主觀條件。三者相互交織但又各有側重，相互作用但又相互支撐，共同維護特定意識形态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所以，實現意識形态整體引領力的提升，必須重視其各個構成要素的加強。作為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态，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同樣包括認知、價值與精神三個要素，同樣需要從各方面加強，這是其引領力得以提升的根本。新時代以來，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黨中央深刻認識到，隻有提高意識形态引領力，才能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全黨全社會團結奮進、攻堅克難的強大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意識形态建設中，“内容永遠是根本”“必須堅持内容為王，以内容優勢赢得發展優勢”。這一論斷道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在内容與形式相互結合推進意識形态建設的過程中，内容永遠是決定性的。
新時代以來，我們黨注重從三個方面強化内容優勢，提高意識形态引領力。
第一，加強理論引領力。理論具有引領力的前提是理論本身要有說服力、其蘊含的思維方法能解決實際問題，理論不徹底、思維方法不科學就難以吸引人、說服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并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我們黨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偉大成就的基本經驗。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守正創新，既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又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以全新視野深化了對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引領。其次，理論引領力的實現離不開理論武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新時代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要求全黨同志跟上時代步伐，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在教育實踐中，我們黨通過開展一系列學習教育，堅持理論中心組、集中培訓、“三會一課”等相關制度，大力推廣“三微一端”新載體，不斷增強黨員幹部的學習效果；在理論宣傳上，我們黨聚焦群衆需求，通過開展各種喜聞樂見的宣講活動，運用分衆化宣傳擴大宣傳覆蓋面，創建“兩中心一平台”新陣地等方式路徑，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城鄉基層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這大大增強了黨的理論的引領力。
第二，加強價值引領力。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多種多樣的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軟實力的最深層次要素，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和思想道德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混亂了或核心價值觀受到懷疑或否定，就會發生社會動蕩乃至政權更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各式各樣的“顔色革命”都是如此。新時代以來，對于中國應該堅守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觀，黨中央經過總結曆史經驗、反複征求意見、綜合各方面認識，從“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培育什麼樣的公民”三個方面，提煉出契合傳統曆史文化、适合本國經濟政治制度、體現社會共識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一項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強調堅持重在建設、以立為本和正面宣傳，重視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群衆性精神文明創建等活動中，并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等一系列指導性文件，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和人們生活。在具體實踐中，通過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引導人們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不斷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通過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制度，發布“道德模範”“時代楷模”“最美人物”“最美奮鬥者”等，加大先進典型宣傳力度；通過設立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及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增強人們對主流價值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通過相關法律以及市民公約、鄉規民約、學生守則、團體章程等的制訂，加強制度的剛性制約；通過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引領社會道德風尚。經過新時代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日常生活的結合越來越緊密，越來越深入人心。
第三，加強精神引領力。如果說理論引領強調意識形态的科學性與正确性，價值引領注重意識形态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那麼精神引領則側重于意識形态實踐中堅韌性和持續性，體現的是一個政黨、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精神狀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幾千年發展至今，憑的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在百年奮鬥中，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也離不開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和推動。在此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産黨人精神譜系。這一精神譜系同偉大民族精神一樣，是确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确保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目标得以實現的精神引領。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增強精神引領力，黨中央重視民族精神同近代以來的五四精神、革命精神以及時代精神的弘揚和傳承，強調要把這幾個方面精神統一起來進行研究、闡釋和傳播，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文件，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以加強對傳統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及紅色文物古迹的保護和修複，彰顯優秀傳統文化的持久影響力和革命文化的強大感召力；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以加強對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弘揚和宣傳；黨中央開展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等主題教育，以激勵黨員幹部牢記初心使命、堅定“四個自信”；中央宣傳部發布了中國共産黨人第一批精神譜系，以鼓舞黨員幹部群衆弘揚光榮革命傳統、赓續紅色血脈。總之，過去十年中，我們黨為下一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目标，不斷凝聚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遵循人民至上，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凝聚力
意識形态凝聚力強調團結意識和“看齊意識”，側重于把大家“向中間”聚攏在一起，也就是我們說的“向心力”。作為階級利益的理論表達，意識形态凝聚力在很大意義上取決于某種意識形态是否具有“普遍性”，即代表誰的利益、多少人的利益。資産階級在其上升時期曾把他們的意識形态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但這隻是在表現形式上，在取得政權、鞏固統治地位之後，他們就暴露出維護一階級之私利的“狹隘”面目，這種難以克服的階級局限意味着他們不可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的代表”。馬克思指出，“無産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因而，無産階級意識形态不僅在表現形式而且在實質内容上，都要具有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普遍性”，這是由無産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曆史使命決定的。中國共産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奮鬥曆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的核心理念，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把永遠保持同人民群衆的血肉聯系作為黨的真正優勢所在，把堅持群衆路線視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把人民對我們工作的評判作為檢驗工作成效的實踐标準。黨的理想信念、性質宗旨、初心使命決定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态代表人民利益、體現人民意志、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的本質。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深刻總結黨的奮鬥曆程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隻有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才能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聯系，不斷鞏固黨的執政根基。這些重要思想為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建設指明了方向。
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在知行合一中主動擔當作為，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實到具體實踐中，用實際效果來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凝聚力。
第一，堅持群衆利益至上，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注重實際利益是意識形态實踐有效性的根本體現，因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在實踐中，我們黨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之路，着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經過全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在20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同時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曆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極大提高了人民群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為實現下一個百年奮鬥目标奠定了堅實基礎。當然，人民群衆的需求不隻是表現在物質方面，随着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群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長。針對人民群衆需求的多樣化這一新特點，我們黨重視補齊民生短闆、解決好人民群衆急難愁盼問題，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提高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堅持人民至上體現在對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高度重視。在抗擊新冠疫情的人民戰争、總體戰和阻擊戰中，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沉着應對、周密部署、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把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起來，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複工複産、率先恢複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抗疫鬥争的偉大勝利，這有力維護了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極大增強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第二，進行人民民主的話語創新與實踐，最大限度體現人民意志。民主是現代意識形态的中心話題與現實問題，因為民主直接涉及一個國家中“權力由誰來行使以及如何行使”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解釋和實踐，直接體現意識形态的本質、決定意識形态凝聚力的強弱。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隻有不斷發展人民民主，才能更好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進行人民民主的話語創新與實踐探索，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新理念，拓展了對人民民主本質、功能、形式、标準的認識，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理解，提高了人民民主的話語影響。在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中，我們黨把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統一起來，構建起了全鍊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建設格局。在此過程中，作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渠道，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大工作機制更加完善，同人民群衆的聯系更加密切；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特有形式的協商民主更加廣泛、多層和制度化，為人民群衆廣泛持續深入地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證；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民族工作，推動各民族之間更加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基層群衆自治制度蓬勃發展，人民群衆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參與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的積極性更高；在統戰方面，以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為目标的大統戰格局愈益完善。概言之，通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我們黨創新了體現人民意志的方法路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彙聚起源源不斷的力量。
第三，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工作導向，系牢凝聚中國力量的精神紐帶。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沒有先進思想文化這一精神紐帶，很難把人民凝聚起來，形成全民族團結奮進的力量。關于如何開展思想文化工作，早在八十一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就曾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一觀點的提出雖然有其特定的曆史和文化語境，但對于黨的思想文化工作具有跨越時空的指導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在思想宣傳、新聞輿論、政治教育方面還是在文藝創作、理論研究等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都強調要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強調要堅持人民性，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文化工作導向，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衆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圍繞人民群衆現實生活進行思想宣傳、新聞報道和文藝創作，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精神需求，以此達到“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的目标。為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工作導向，黨中央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和要求。例如，強調意識形态工作部門要研究和了解不同群衆，包括社會上新出現的人群的思想文化需求，加強對廣大知識分子的團結關心、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加強同知識分子，尤其是網絡意見領袖等具有特殊性的知識分子的聯系等，以便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在影視業、文藝創作工程、重點電視劇選題、加強著作權保護方面，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綜合改革意見或規劃，以加強對文化發展的重點指導。此外，黨中央強調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積極推動文化文藝工作者走進實踐深處、觀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積極支持和推廣直接為基層老百姓服務的文藝活動，創作出一批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優秀作品以及像烏蘭牧騎這樣堅持寫人民、演人民、為人民的“紅色文藝輕騎兵”。
創新傳播路徑，擴大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影響力
意識形态“影響力”強調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态包括核心價值觀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發展道路、曆史文化、國家形象等對外影響的擴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各種文化之争，本質上是價值觀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識形态之争，“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形于中’而‘發于外’”。所謂“發于外”就是說要擴大其國際影響力，讓全世界都能聽到并聽清中國的聲音。當前中國的發展迫切需要提升文化軟實力，原因有三：其一，這是中國自身實力壯大的要求。文化軟實力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标，一直以來我們在經濟合作上用力多，但文化這條腿總體上還不夠有力，導緻文化軟實力同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相匹配。其二，這是全面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引起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他們迫切希望加強對中國的了解，而這些隻靠正規的新聞發布、官方介紹以及外國民衆來華親身感受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主動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樹立負責任的社會主義東方文明大國形象，對于擴大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合作是極為有利的。其三，這是改善自身處境的要求。當前國際輿論“西強我弱”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由于西方國家長期掌握“文化霸權”，國際社會尤其西方社會對我們的誤解還不少，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釋、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實，即使在進入新時代的十年中，“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論調依然不絕于耳，由此導緻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國際知曉率和認同度還不夠高，有時處于“有理沒處說、說了也傳不開”的被動境地。上述幾個問題的存在，要求我們下大力氣提高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增強文化“自塑”能力和傳播力度，扭轉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改變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解決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切實把文化優勢轉化為競争中的傳播優勢，轉化為實際影響力。
第一，提升國際話語權、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奮鬥，我們黨解決了前兩個問題，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當前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正處于大變革時期，中國依然面臨各種挑戰和風險，隻有努力争取國際話語權，才能有效向世界展示中國“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良好形象，改善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國際話語權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如何提升國際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為目标，“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後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積極主動的姿态進行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在話語引領上，積極尋找中國方案與國際關切的交彙點，依托已有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減貧、氣候、安全、生态、人權等全球治理熱點話題，進行議題和議程設置，借助國際合作交流平台宣傳中國主張、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從而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在話語方式上，把講故事作為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強調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通過精心挑選各種真實溫暖、生動感人的事例，向世界講述中國人民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中國共産黨的故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故事、中國和平發展的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在話語藝術上，除了語言的通俗生動之外也重視話語的國際化、區域化和分衆化的精準表達，注重把握好話語基調，做到既開放自信又謙遜謙和等，使國外受衆更易于理解。話語的背後是思想、是“道”。新時代十年來，通過加強對外話語引領力、吸引力和藝術性，中國話語的親和力和實效性切實提高了，中國國際話語空間更加擴大了。
第二，加快媒體融合發展、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當前，人類已經進入融媒體時代。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媒體融合發展深刻改變了國際傳播格局，西方國家試圖憑借媒體技術優勢，強勢構建全球傳播網絡，繼續維持其全球話語霸權。在這一背景下，如何适應和把握融媒體傳播規律，加快媒體融合發展，打造對外話語傳播平台，以提高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能力、削弱西方媒體在國際上的話語壟斷，成為我們黨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要立足形勢發展，堅定不移推動媒體融合發展，“推動媒體融合發展，要統籌處理好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主流媒體和商業平台、大衆化媒體和專業性媒體的關系……形成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導向為魂、移動為先、内容為王、創新為要，在體制機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術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媒體融合步伐，不斷推動媒體向着深度融合的方向發展，建成了一批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和競争力的新型主流媒體集群，各主流媒體在傳播矩陣和融合産品打造上也取得了積極成效。總之，通過加快媒體融合發展，我國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公信力和影響力大大提高。
第三，積極擴大對外宣傳渠道、創建大外宣格局。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積極擴大對外宣傳和交流，引導人們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認同中國，是順利推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大外宣格局強調的是對外宣傳交流主體、渠道和方式的多元融合、聚合發聲。對于如何建構大外宣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講好中國故事，不僅中央的同志要講，而且各級領導幹部都要講……要動員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輿論工作，加強統籌協調，整合各類資源，推動内宣外宣一體發展，奏響交響樂、大合唱，把中國故事講得愈來愈精彩，讓中國聲音愈來愈洪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展開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的對外宣傳交流，多方發力、協同互動、多管齊下。“多層次”表現為：在國家層面上，積極開展“首腦外交”和“主場外交”，利用國家領導人的重大外交活動、舉辦主場會議或論壇的機會，向世界傳遞中國理念、中國道路、中國方案，推動中國話語成為國際輿論場的聚焦點；在地方和部門層面上，積極發揮各自特色和優勢，展示豐富多彩、真實生動、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在個體和民間層面上，重視發揮民間交流的宣傳作用，引導每一個中國人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全方位”表現為：在打造本土對外傳播體系和本國新型主流媒體的同時，也善于“借船出海”“借嘴說話”，重視利用外國主流媒體、國際展台或社交平台進行中國話語傳播，強化駐外機構的對外傳播職能、打造海外本土化傳播中心，使之成為中國走向國際的生力軍，強調發揮海外華人力量和華文媒體在中華文化傳播中的獨特優勢，推動海外華文媒體轉型升級融合發展。這就形成了中國媒體與外國媒體、本土媒體與海外媒體、國内民衆與華人華僑聯合發聲的全方位傳播局面。“寬領域”主要表現為：除了與各國政府、政黨的交往交流，同時也積極拓展對外傳播渠道、領域和方式，加強中外在文藝、出版、翻譯、人文、學術、媒體、智庫等領域的對話、交流與合作。十年來，通過擴大對外宣傳和交流，我們廣交朋友，不斷擴大知華友華的國際輿論朋友圈，不斷擴大中國主流價值的影響力版圖。
發揚鬥争精神，提高維護意識形态安全的戰鬥力
一個時期以來，随着意識形态或文化獨立性的突出，意識形态安全問題也愈加突出。意識形态與國家政權和政治安全緊密關聯。對此，毛澤東同志早有洞見，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意識形态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作為國家總體安全的一部分，意識形态安全可以被界定為“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态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内外威脅的狀态，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态的能力”。新時代以來，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态構成嚴重威脅和挑戰的，主要有社會思潮的多元多樣、“市場逐利性”的擴散蔓延、敵對勢力的滲透遏制以及新媒體技術的興起運用等，這就使我國意識形态風險呈現出曆史與現實錯綜交織、國内外相互傳導、網上網下密切聯動的局面。面對這種複雜危險局面，除了加強正面宣傳、思想教育和輿論引導以增強人民群衆的意識形态認同之外，還必須提高意識形态鬥争能力，這是保障意識形态安全極為重要的方面。對此，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提醒全黨：主動迎戰、堅決鬥争是我們黨創造曆史、赢得未來的根本出路生路，對于這場具有新的曆史特點的意識形态較量，全黨同志尤其是宣傳思想戰線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要“發揚鬥争精神，把握鬥争方向，把握鬥争主動權，堅定鬥争意志，掌握鬥争規律，增強鬥争本領，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鬥争的新勝利”。
按照意識形态風險挑戰的空間來源，新時代以來我們黨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意識形态鬥争，維護國家意識形态安全。
第一，加強對錯誤思潮和傾向的針對性批判，消除其不良影響。列甯曾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表達了這樣一個思想：要使人民群衆擺脫各種唯心主義和錯誤思想的蒙蔽，不能隻“通過純粹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這條直路”，還要進行揭露和批判，因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本質上是批判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國内思想領域中新自由主義、曆史虛無主義、“憲政民主論”“普世價值論”、新殖民主義、西方新聞觀、文明沖突論等錯誤思潮，質疑或否定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論調，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錯誤言論，我們黨發揚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戰鬥精神，敢抓敢管、敢于亮劍、敢于發聲，在強大正面宣傳的配合下，堅決進行反擊和批判。在鬥争中，我們黨依靠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揭露謊言，依靠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耐心說服，依靠學術力量進行學理剖析，發揮媒體輿論引導和監督作用，相關部門還出台法律法規、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強力約束和懲治。通過這一系列工作，錯誤思潮的生存空間遭到擠壓，傳播渠道受到有力管控，蔓延态勢得到根本遏制。鬥争也教育了人們，一些被錯誤思想蒙蔽的幹部群衆通過鬥争認清了是非正誤、澄清了模糊認識、走出了思想誤區。此外，針對市場交換原則在人們精神生活甚至黨内生活中滲透導緻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傾向以及道德失範行為、唯利是圖、低俗庸俗媚俗等不良現象，一方面我們黨加強對公民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的教育，加強法律宣傳和教育，加強對錯誤道德觀念的批判，加強對失範道德行為的批評和矯正；另一方面，我們黨強化對貪污腐敗的打擊懲治力度，加強正風肅紀建設，對所謂 “舌尖上的浪費”“會所中的歪風”“車輪上的鋪張”“節日中的腐敗”等進行嚴肅整治，以良好黨風政風帶動了民風社風家風的好轉，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新，民衆精神為之振奮。
第二，積極開展對外輿論鬥争，堅決維護中國核心利益。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與國内意識形态鬥争相應和，國際層面的輿論鬥争也日趨激烈複雜。西方敵對勢力一直把中國的發展壯大視為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威脅，随着中國國家實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日益提升，他們千方百計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發展牽制、輿論打壓、形象醜化，竭盡所能在中國制造分裂、對立和不滿，試圖把思想、人心和政治搞亂，阻撓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順利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西方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造謠攻擊和誣華醜華言論，我們黨有理有利有節開展對外輿論鬥争，精準有力做好應對反制，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尊嚴和形象。例如，針對西方分裂中國、在中國制造“顔色革命”的企圖和嘗試，中央堅決有力開展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的輿論鬥争，回擊外部勢力插手中國領土主權問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軍事戰略》和《“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等，揭露其分裂中國的圖謀和事實。在人權問題上，針對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人權的污蔑抹黑和不實指責，國務院新聞辦密集推出中國人權發展狀況系列白皮書，澄清糾正外界對我國的錯誤認知，同時深入揭露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種族歧視、槍支暴力、性别歧視、金錢民主、貧富分化、排斥移民等方面的人權劣迹及其制度根源，引導國内外受衆認清美國以人權維護自身霸權的虛僞本質。在新冠疫情問題上，2020年以來，針對美國及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炮制的“中國封城不講人權論”“中國瞞報疫情論”“病毒中國源頭論”“中國病毒冠名論”“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等污蔑抹黑的言行，我們黨堅決開展疫情輿論鬥争，中國媒體以真相捍衛真理、以事實闡明是非，在國際輿論場中起到了激濁揚清、以正視聽的作用。此外，在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将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代理人”和“外國使團”、佩洛西竄訪台灣等問題上，中國媒體都是第一時間對外發聲，對美國霸權、霸道、霸淩的醜惡行徑進行深入揭批，為我國塑造了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第三，打赢網絡意識形态鬥争，維護網絡意識形态安全。随着信息化時代到來，一些西方政客妄稱，“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了辦法”“社會主義國家投入西方懷抱，将從互聯網開始”。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網絡意識形态安全風險問題，多次強調：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我們要“堅決打赢網絡意識形态鬥争，切實維護以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政治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适應信息化發展要求，黨中央堅持“正能量是總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着眼于維護網絡意識形态安全，全面提升網絡治理能力和意識形态鬥争能力。在治理體系上，堅持系統性謀劃、綜合性治理、協同化推進，逐步建立起涵蓋領導管理、内容管控、社會協同、網絡法治、技術治網等在内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在治理能力上，不斷強化互聯網思維，切實提高把握互聯網規律能力、引導網絡輿論能力、駕馭信息化發展能力以及保障網絡安全能力；在網絡内容上，牢牢占據輿論引導、思想引領、文化傳承、服務人民的制高點，做強網上正面宣傳，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同時嚴密防範和抑制網上攻擊滲透行為，組織力量對錯誤思想觀點進行批駁；在平台建設上，以互聯網思維優化資源配置，把更多優質内容、先進技術、專業人才、項目資金向互聯網主陣地彙集、向移動端傾斜，做大做強網絡平台，占領新興傳播陣地；在話語創新上，深入踐行網絡群衆路線，面向群衆關切和需要，不斷推出有思想、有品質、有真情、有互動、有趣味的融媒體精品力作，始終保持網絡空間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盈；在網絡生态上，出台專門規定，連續開展網絡生态治理專項行動，加大對淫穢色情、低俗庸俗、暴力血腥、網絡謠言等網絡負面有害信息整治力度，清掃各種網絡文化垃圾。總之，通過新時代十年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我們黨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治網之道，把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變成了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趙晨光
